鄭炯明醫師 - 文學家

塩埕國校第十三屆(1960年)二組王朝江老師。詩人、文學家。

  

  鄭炯明醫師生於高雄市，籍貫台南縣佳里鎮，祖父為漢醫，所經營的藥房在半世紀之前為當地最大的盤商，日據時代常至韓國進藥，足見其規模。

父親出生於民國十一年，成績優異，台南一中畢業後便至日本讀醫學，學成歸台在台大醫院任住院醫師一年後，因戰事隨教授調度回日本，至太平洋戰爭末期，日本戰敗後才回高雄結婚、定居、生子。

  出生於醫生世家的鄭醫師求學過程十分順利，鹽埕國小畢業後便進雄中就讀初中、高中。回憶初、高中的生活，他認為當時課業並不重，只要稍為唸書，成績就可以維持一定的水平，通常晚上九點多就可以就寢了。以前讀大學時的志願選擇並不多，錄取率也只有百分之二十左右，在那個時代背景下，大部分醫生世家的子弟只要成績不太差，多半都順理成章的讀醫，由於父親的鼓勵，自己本身也不排斥醫學，因此大學聯考也只填了五個志願─台大、高醫、北醫、中山、中國，最後進入中山醫學院就讀醫學系。

  初中時代雄中規定學生必須用小楷寫週記，並且舉行學生週記比賽，頒發獎狀、贈送書籍以鼓勵學生寫作，當時鄭醫師喜歡閱讀課外書，總是很認真的將感想寫在週記中，曾經兩度得到全校學生週記第ㄧ名，獲贈書籍，其中一本書是吳濁流所著的「孤帆」(現在名為「亞細亞的孤兒」)，這本書給了他許多啟發，從此對文學愈發感興趣，初中三年中幾乎都不間斷地閱讀課外書，逐漸養成了閱讀的習慣。   高中ㄧ年級擔任學藝股長時，班上有幾位同學熱愛寫作，於是集結各人的散文、小說、詩等作品，並向學校老師商借印考卷的鋼板油印機器來發行刊物，發行了二、三期，一本售價兩塊錢，當時就開始對刊物的編輯感到興致盎然。談起中學時期的這段往事，鄭醫師微笑表示，其實當時自己對文學的認識並不深，只是單純的喜歡閱讀，一旦有所感想就直覺的想要訴諸文字表達，但是也因此無法專心於課業，所以只考到中山醫學院，如果當時認真唸書，應該是可以上台大的。       事實上，鄭醫師對於這樣的結果並不抱憾，他認為這些際遇都是命運中的因緣─如果當初上了其他學校，文學上的機緣也將改變，失去的也許更多。

  關於文學上的經驗，鄭醫師在高中時便喜歡談論政治、二二八事件、李敖出書等話題，閱讀黨外文章，拼命寫作投稿。當時台中的民生日報開放很大版面的學生園地，每二、三個禮拜就會登出一篇自己的投稿，其中有些是浪漫的學生文學，有些則是散文為主的哲學性文章，甚至也有幾篇幼稚的小說；高雄新聞報的「校園點滴」廣徵高雄的中學校園中一百字左右的非文學性趣聞投稿，該專欄幾乎是全高雄的學生每日必讀的版面，中學時期的鄭醫師也常在那裡發表文章，欣然享受那份成就感。大學聯考結束，尚未到台中讀書以前，鄭醫師常常到高雄當時有名的大業書店買書、翻書。書店老闆本身熱愛文學，許多詩人都選擇在該書店發書。當時，他在店裡首次接觸到了「笠」詩刊，該詩刊中對作品「合評」的方式十分吸引他，由於在嘗試寫作的初期，作者們都會很希望有人去評論他的作品，無論評價褒貶，都有一種受到重視的感覺，繼而願意繼續創作。

  在中山醫學院求學的那段期間，鄭醫師主動認識了笠詩刊的前輩們，大二、大三時每逢週末都受教於「笠詩社」的前輩－桓夫先生，詩與文學上因而受到極大的影響，在大學時代就抓到了寫詩的感覺跟訣竅，並且在畢業時出了個人詩集「歸途」一書，獲頒中國新詩協會新詩獎。在民國五十五年至六十年間，由於他寫實且富有現實反省精神的詩風與當時詩壇上崇尚超現實、現代主義，講究詞藻堆砌、晦澀難懂的文學主流大相逕庭，因此立刻引起文壇的注意。鄭醫師認為是大學時代受到陳千武先生的影響，造就了自己作品的獨特風格，得以灌注現代詩嶄新的生命力。

  對於鄭醫師來說，文學的創作並不至於對學生時代的的課業造成太大的負面影響；畢業後，文學也絕不是生活中難以兼顧的牽絆。大學時期其實大部分的學生並不是真的每天都在唸書，就跟今天的我們一樣─若非有考試，怎麼可能會乖乖唸書呢？當時班上的同學大多各自發展自己的興趣，也許是繪畫，也許是唱歌，而自己在課業上稍微應付一下外，大部分的時間則投注在閱讀與創作，積極參加笠詩社同仁的聚會，每星期固定寫好幾首詩，一到星期日就去拜訪陳千武先生，請他評論、指點缺失。當時大部分的同學都不太談論政治，文壇上發生的政治性壓迫也不是大家關心的焦點，整個中山醫學院大概只有他一個人在創作吧！在民國六十年至六十五年間，鄭醫師陸續都有創作，並收錄成書「悲劇的想像」。

  離開台中後，鄭醫師逐漸遠離了笠詩刊的的核心，面對醫生的工作、婚後家庭的責任，文學創作的熱情難免會有所消退，但是他依然保持良好的閱讀習慣，常常逛書店，看一些好作品。回顧自己的創作歷程，鄭醫師認為自己的創作與醫療並沒有太大的交集，從醫學角度出發的作品並不算多，嚴格來說，詩中所呈現的專業特質並不顯著，然而從文學中培養出來的敏銳情感觀察，情緒表達卻非常有助於醫療工作中與病人的互動溝通。回顧早期在高雄市立醫院擔任沒有固定薪水的編制外助理住院醫師到終於升格為主治醫師的七、八年間，除了工作忙碌外，初期收入也不算豐厚，繁忙的工作結束後，最喜歡到鄰近的電影院看最晚場的電影。看電影是鄭醫師的另一項興趣，這個興趣的養成可以追溯到幼年時期父母對他的影響─「孤兒尋母記」、「瘋女十八年」等經典名片都是讓父子倆感動到相擁而泣的好作品。他鼓勵我們也養成看好電影的習慣，看優質電影可以啟發心靈、自我教育，有所感動時更可以增進人生的經驗。鄭醫師認為，要當一個好的醫生並不是只有在自己的專業領域上作要求，廣博的見聞知識更是個人特質養成的必備條件，所以我們不能自我侷限。鄭醫師認為閱讀哲學性書籍有很好的啟發作用，在學生時期他接觸不少六零年代流行的存在主義典籍，沙特、卡繆等大師所強調個人的重要性與當時國家至上的政治原則、國族主義明顯相違背，卻指引出另一條人道關懷的路徑，而一位好的醫師必然需要具備豐富的人文素養，鄭醫師鼓勵我們接觸哲學思潮，既增長智慧又有助於人格的塑造。即使在今日醫生的專科制度運作下，我們除了追求資歷，仍然得加強人文方面的教育，這也就是學校安排陳永興醫師來開醫學生生涯規劃這門課程的目的。

  鄭醫師非常推崇好友江自得醫師，認為江醫師不只在醫學的領域上有非常傑出的貢獻外，在文學、藝術、人文的領域中也有極高的成就，可以作為我們學習的典範。現在五十多歲的江自得醫師已經選擇退休，即是因為不想再將太多的時間放在醫學領域上，重新調整自己生活層面的比重分配，做自己喜歡作的事情。對此，鄭醫師作了以下描述：一個人的生命有限，必須將精力投注在有意義的事情上，醫學的領域的確是有意義的，但是優秀的醫師已經很多了，藝術、人文的領域上卻更需要江自得的文學！所以他情願重新調整比重，花更多的心力去耕耘文學。談到這裡，鄭醫師感慨的表示，人到了一定的年紀，身體便開始走下坡，會開始思考人活在世上，究竟怎樣才算有價值？企業家耗盡一生精力累積財富，塑造可觀企業王國，事業上的成功，是否就代表人生成功？這些是人生觀跟價值觀上的問題，值得我們用心去思考。鄭醫師也對自己目前的成就作一番自我檢討，他認為自己在醫學專業上只是一個平凡的開業醫師，而且在兩年前就已經進入半退休狀態，現在一週只有四次下午的門診而已。但是在文學領域上卻確實有足以自豪的貢獻。從一九八二年開始從事文學雜誌的出版事業，與南部作家葉石濤等創辦「文學界」雜誌，發行維持了七年，鼓勵本土作家創作，過程中整理了許多文獻，並請葉石濤先生完成一部「台灣文學史綱」，堪稱台灣文學史上一大貢獻，確立了台灣文學的正統地位，讓台灣文學成為有系統的學術，在今日台灣文學的研究上堪稱非常重要的著作。在一九九一年，鄭醫師又與江自得、曾貴海醫師等合作發行了「文學台灣」雜誌，用最少的人力、經費去經營，卻獲得了極高的評價，連續四年獲頒文建會的優良文學雜誌獎，更曾得到第一名的殊榮肯定。今天文學台灣基金會已經有了一個小辦公室，申請了幾個研究案，與政府的文建會、國家台灣文學館、高雄市文化局都有合作，承辦了蕭泰然音樂研討會等活動，在文化界裡越來越活躍！鄭醫師自嘲在醫學上只是一個基層醫療工作者，在醫學界沒沒無聞；但是他在文學領域的成就卻是舉足輕重，享譽文壇的。

  鄭醫師從醫療工作的第一線退出後，對自己有了更多的期許，目前已經維持十二年，發行了四十八期的文學台灣必然要繼續出版，推廣台灣文學的腳步不能停歇。以往在國民黨時代以「中國」為主體思考，壓縮本土文化發展的空間，那是歷史的傷痛，然而數十年來經過許多人不遺餘力的付出，以及時代潮流的演進，台灣文學的主體性終能確立，一切成果得來不易，更要用心經營。為此，文學台灣連續舉辦五年的研討會，廣邀外國文學界來做研究，鄭醫師相信，好的文學作品應該要被學術化，推向國際與以肯定，否則將會被被誤解為不登大雅之堂。社會大眾對於台灣文學不甚熟悉，是以往教育政策愚民的遺毒，今天教科書的內容雖已逐漸加入一些本土文學作品，然而比重仍然有待持續加強，他深信教育制度的影響非常重要，攸關本土文學推廣的命脈。對於醫學生的教育，鄭醫師很高興現在的課程設計提供了更多人文方面的知識可供選擇，醫學生生涯規劃的課程安排讓我們可以接觸到更多醫界中在各方面有卓越成就的前輩。如何與病人溝通絕非只是單純仰賴技術，如果醫師能夠有更多人文素養，就可以從多方向的角度切入與病人之間的話題，同時也會較具有人道關懷，這是一個好的醫療工作者應該培養的情操。最後，鄭醫師勉勵我們，一位好醫師的養成，再專業領域上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面對病人的生命責任倍感重大，所獲得報償也相對豐厚。期許大家除了在專業上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更應該在其他方面發展自己的興趣，而文學就是一個令人學會感動，幫助心靈昇華的捷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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